温州空管站工会组织人员参加工会财务知识培训

反观现实，不少国家的所谓税制优化主要目标，尽管大多标榜为最优与次优，其实质不过是极恶与次恶罢了，是以次恶为次优，是拼凑混合兼收并蓄民主与寡头等不同税制的构建要素、特征和方法。

国家可考虑将滞留于一般产业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贫基金、教育基金、科技开发基金等，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另外，政府设置行政性垄断、进而控制垄断企业，以此实现社会目标，有违经济规律。

7月26日，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语气沉重。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不一定不能进入特许经营。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在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国有企业一样可能违背公共利益。

政府对微观不恰当的干预还会造成寻租在李培林所确认的三类中产阶级中，他们的主观认同普遍不高，分别只有61 .7%、53. 5%、46.8%，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25.8%的中产阶级中只有一半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既要把市场经济好的东西拿过来，又要避免其固有缺陷，需要改革实践者勇于创新、敢于探索、甘于付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十全十美的，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

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从先让城市中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到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等，都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补的课。如果进入市场经济的权力不是建立在出以公心的基础上，如果进入市场经济的权力掺有一丝一毫的私欲与小团体利益，如果公有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全社会公有，这一市场经济的模式就会严重变形、变异、甚至会自毁。比如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一个社会中，如果有权利保驾护航，市场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为害，只能为人嫁衣而不能鸠占鹊巢。

只是这样宏大的抱负同时要有高度的觉悟相支撑，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一系列特征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将会与西方社会既有的市场经济大不一样。

靠什么?靠社会主义，我们要为在中国进行的市场经济塑魂。要想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从制度上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的市场经济把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把公有制与产权明晰有机结合或许还正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正向功能，化解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这一复杂方程的一项最优解。自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出政治决策，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舞台得到正名已经二十年了。

所以，不是说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说中国搞市场经济搞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搞市场经济的条件认真准备好。但在中国社会，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负有政治责任，我们的党员干部是推进市场经济的直接操刀人，我们的国有企业绝非单纯的经济主体。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方面，能充分发挥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这一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运行主体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规范的文件报告中，中国市场经济的正规名字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其它的缘故。其实不然，市场经济绝非独木桥，现有的西方市场经济样态绝非唯一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坎坷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质疑之声。尽管就长期来看，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确实能起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市场的有序。

如何把这样的理论图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不打折扣、不含水分地落实下来、体现出来，需要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自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像资本侵占劳动，像虚拟经济挤占实体经济，像农产品炒作引发食品价格暴涨暴跌等等，更有甚者，围绕膨胀的资本还衍生出一些畸形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心理。这就是当我们讲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我国这些年一些地方和行业的经济主体投资冲动导致经济过热的现象就是典型例子。还比如，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抱负。

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还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我们必须予以严肃应对并认真解决的问题。不管市场再怎么发挥基础性作用，能量再大也不能突破权利的底线。

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可谓画龙点睛，其意图很明确，就是既要把市场经济的好东西拿过来，又要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缺陷。但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西方社会行政权力与市场运行保持相对的分离，无论是守夜人还是小政府的模式，都在表明政府不过多介入具体经济运行，其市场经济主体的性质也相对单一。有人可能会讲，这正是中国社会市场化发育不充分的表现，是非市场经济甚至是反市场经济的表现。

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寥寥数语为市场经济正名足矣;作为改革的具体实践者，我们应脚踏实地为市场经济的实现去添加一砖一瓦，真正用行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绩效在实践中发扬出来，让社会公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好的坚持。我们仅以城乡二元体制为例政府的巨额投资对制造业反而会有负面作用。事实上，如果金融业未能与实业经济协调发展的话，金融业的繁荣将是昙花一现。

政府不是发动机中国中央政府四年前的四万亿计划阵痛未消，地方政府却又紧锣密鼓地出台各种投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总收入5.7%，但其利润却占到32.2%。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空心化 。与此同时，这悬殊的利润差距又预示着一个极其严重的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必然流出实业部门，流向金融部门。

相关市场人士表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将来临。这才是中国制造业的根本危机，但却被官媒忽略。

无可否认，这些的确是中国的优势，但是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优势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因此，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着没钱的局面，不仅无法扩大规模，实现技术升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实现。而且，政府本身并无实力贯彻之前的四万亿计划，并推行未来的七万亿计划。因为政府引导下的投资计划并没有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停留在重复建设的层面，政府巨额投资之后，制造业结构并未改善，相反只是增加了许多过剩的产能，加剧了供需失衡，导致制造业利润率不断降低。

实体经济空心化引人忧中国500强企业中，制造业占到半数以上，达到272家，收入也占到了500强企业总体收入的42.7%，但利润却只仅占25.04%。各个地方政府的大额投资计划反映了政府和民众依然停留在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之中，认为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地方经济能够得到提振。

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真正应当采取的举措是做好监管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也就被这些投资计划所绑架。

但是事实上，国务院2008年出台的四万亿计划并会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日渐低迷。更何况，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是建立在这些优势之上的。